军统局南京站少将站长周镐，如何能够提前四天，预判日本即将宣布投降，至今仍是个谜！毕竟直到1945年8月13日，日本政府内部的两派，还在为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争吵不休，而周镐竟于8月14日，正式就任“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”总指挥，从地下活动转为公开露面，开始部署接收南京的事宜！

（周镐烈士）

需要说明的是，周镐彼时还不是地下党员，只是一名颇具正义感的潜伏军官，时年35岁的周镐，毕业于黄埔武汉分校，曾服役于第十九路军，思想比较进步，1935年阴差阳错加入军统，至1941年已升任军统局本部的上校科长。

次年底，预感到日本必然战败的大汉奸周佛海，又跟重庆方面勾搭上了，希望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而派去跟周佛海联络的，正是被晋升为少将站长的周镐，公开掩护身份是汪伪政府的少将专员，在南京期间，他利用双重身份周旋于汪伪上层。

日本8月15日正式宣布投降，周镐8月16日就动了起来，利用掌握的军警单位和军统的身份，以“迅雷不及掩耳之势”，迅速接管了南京各重要机关，还派兵抓捕一众大汉奸，行动中伪陆军部长肖叔萱因拒捕被当场击毙，伪考试院院长陈群畏罪自杀。

当天夜里周镐兴奋的睡不着，又忙了个通宵，亲自起草了给冈村宁次的受降书，以及指挥部的电台讲话稿、第一号布告等等，理论上说，对于周镐的行动，已经宣布投降的驻宁日军是不可以干涉的，然而8月17日下午风云突变！

一、南京出现了权力真空期

周镐当天下午突然发现，指挥部已被全副武装的日军包围，带队军官宣称奉“派遣军总司令”冈村宁次大将的命令，请周总指挥到总司令部商洽投降事宜，周镐只能前往，结果到了地方即遭软禁，再也不能行使权力了。

也就是说，周镐这个指挥部只存在了两天，就被日军给“取缔”了，已经宣布投降的日军还能如此嚣张，当然是得到了重庆方面的暗中授意，周镐并不了解的是，许多汪伪大员暗中早与重庆有染，他这种激烈的抓捕方式，不符合重庆的态度。

大汉奸们该抓谁怎么抓，那得由重庆高层来决定，何况在重庆看来，在正规军和受降代表到达南京之前，还指望这些伪官和伪军来维持局面，周镐这么一折腾还弄出了人命，完全属于“越权”行为，是不能容忍的。

中国战场对日受降的全权代表，已确定为陆军总司令、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，根据老蒋于8月15日发布的命令，冈村宁次应派出军使，前往第三战区所属的江西玉山，当面候命和洽降。

不料此间玉山突降大雨，机场跑道毁坏，遂临时改为湘西芷江，也就是说，在何应钦率部到南京之前，日军必须派出代表先在芷江“洽降”，提交投降需要准备的资料，谈好投降仪式细节的安排。

双方拟定的洽降时间是8月21日，冈村宁次的代表为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，而何应钦也率幕僚提前一天，自重庆飞抵芷江，如此意味着，在芷江洽降结束之前，六朝古都南京仍处于权力真空期：

六万多驻防日军垂头丧气，大批伪官员和伪军茫然无措，市面动荡不安，于是闹剧再次上演，驻于大别山东段的桂系部队，由于距离南京不远，打算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。

（顾祝同）

桂系第7军副军长兼豫鄂皖边区指挥官李本一，率一个团快速出动，打着“保卫京畿”的旗号，于8月19日进至南京对岸的浦口，两天后干脆带着一个卫士排，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，悍然过江直入南京。

李本一冒充接收大员，频频会见汪伪高官，胡吃海喝拼命捞，还勒索了大批钱财，在南京城里威风了两天，直到8月23日听闻何应钦的先锋官冷欣飞来，这个“李鬼”才仓皇离开，1947年因为这个事，还被当局抓了起来。

至于周镐则被日军移交给戴笠处置，一直关到戴笠摔死才放出来，思想变化很大，对当局更是万念俱灰，其后加入地下党，负责搜集情报和策反工作，淮海战役中遭孙良诚出卖被捕，1949年在南京被杀害。

对于周镐和李本一擅自“接收”的行动，远在重庆的老蒋虽气急败坏，但并不真的害怕，毕竟只是些不听话的部下，他真正恐惧的，是在何应钦和正规军到达之前，南京城会落入新四军的手中！

（李本一）

二、新四军完全有能力接收南京

在抗日战争的深水区，蒋系正规军在鬼子的不断扫荡下，早就全部逃离了宁沪杭三角区，顾祝同第三战区的前哨，也远在浙西和赣北，距离南京甚远，而我党领导的新四军，却始终坚持在这一地区抗日。

至日本投降前夕，活跃在大江两岸南京周围的新四军部队，已经多达七万余人，而且战力大增士气高昂，根据代军长陈毅发布的命令：新四军各师应夺取南京、上海、徐州、武汉等大城市，解除日军武装！

粟裕第1师、黄克诚第3师、张爱萍第4师纷纷遵令出击，从几个方向全面迫近南京，而罗炳辉将军指挥的第2师更是兵临城下，连续攻克六合、龙潭、栖霞等南京近郊重镇，在地下党的配合下，全面包围南京。

（罗炳辉将军）

新四军此时军政各方面的部署，完全有能力接收南京和对日受降，如此南京就不会出现各种闹剧，也不会发生从日本宣布投降到何应钦正式受降，近一个月的时间里，由战败的日军来维持秩序的咄咄怪事！

而对于新四军兵临城下，重庆当局简直怕的要死，老蒋亲自给冈村宁次发出电令，要求在蒋系正规军到达之前，已投降的日军可以继续持有武器，用以“维持现有态势与秩序”，不得向新四军缴械投降。

而冈村宁次也确实执行了这道命令，于是在8月15日以后，八路军和新四军竟然还有流血牺牲，不得不以武力来解除日伪武装，而攻克六万多日军以及大量伪军盘踞的南京，显然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。

（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）

与此同时，对于接收南京这个肥差，蒋系内部也在勾心斗角，首先是顾祝同提出来，南京“属于”第三战区的作战区域，理应由他的部队来进驻，顾祝同和刘峙那是何应钦的“哼哈二将”，因此何应钦第一时间表示同意。

可第三战区的部队远在几百里之外，恐怕等顾祝同率部到达，黄花菜都凉了，指不定南京又出现什么变故；而且全面抗战的大多数时间里，第三战区都是被鬼子撵着跑，真心不算是什么胜利之师。

还有一层，第三战区基干部队多为“皖南事变”的元凶，若想通过大片的抗日游击区或者根据地，顺利开赴南京，新四军会不会同意？关于这个问题，连顾祝同都有些做贼心虚，搞不好先被新四军胖揍一顿。

这时候美国人站出来说话了，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等人认为，率先进入南京和担负受降的部队，应该是抗战期间重创日寇部队，提议由曾经隶属“驻印军”的新六军，担负率先进入南京的任务。

三、新四军错失先入南京的机会

新编第六军是1944年以新编第22师为基干，在缅北战场火线组建的，美械装备美式训练，不光是战力较强战绩辉煌，还是史迪威等美军将领一手“拉扯”起来的，美方提议新六军担此重任，很难说没有点小心思。

美国顾问的态度当然重要，于是新六军首批进入南京的事，就这么确定下来，此前桂柳会战最激烈的时段，廖耀湘奉命率新六军自缅北空运曲靖，以严防日军突入云南，之后又在湘西会战中，空运芷江作为总预备队。

可问题是，芷江距离南京直线距离也有1000多公里，新六军若想尽快到达南京，只能依赖空运，三万多人再加上武器装备，需要大量的飞机和航次来完成运输，没有一周以上的时间，不可能实现全军抵达。

事实上，新六军先遣队150余人飞抵南京已经是9月5日，全军陆续到达的最后时间则是9月11日，此时距离日本宣布投降，过去快一个月时间了，若非冈村宁次抗拒向新四军缴械投降，南京城早应该换了模样！

冷欣抵达后，冈村宁次还致电何应钦请示：“为了不使土地和装备落入共军之手，拒绝共军的接收，日军应保持战斗状态，可否缴械从缓 ”？何应钦居然照准，并且直到新六军到达相当兵力后，才于9月8日中午才姗姗飞抵南京，

更离谱的是，日军从芜湖撤往浦口的一个联队，途中还接到冈村的密令，要接受新六军的统一指挥，以严防新四军渡江进入南京：在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时刻，蒋系军队竟然与日伪军合并战斗序列，简直是千古奇闻！

（何与顾在南京）

当时厉兵秣马准备解放南京的新四军，已内定黄克诚将军为江苏省主席、粟裕将军为南京市长，各部也紧急向南京迫近中，如果在9月初真的开打，士气低落的日伪军肯定不是对手，可惜情况发生了巨变！

一方面，在日伪蒋的联合对抗下，新四军需要更多的作战筹备时间；另一方面，“重庆谈判”已成定局，新四军不可能在这个时候，主动向新六军先遣队开火；延安也适时做出了“向南防御，向北发展”的战略调整。

因此新四军主力奉命撤离沪宁沿线，全力向苏北和山东等地区挺进，横扫一切不肯缴械的日伪，遗憾地失去了率先进入南京的机会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重庆的阴谋最终还是得逞了，当然，方法很上不得台面。

（新六军到达南京）

挺不直腰板的何应钦：

1945年9月9日上午，何应钦在黄埔路中央军校大礼堂，正式接受了日军的投降，受降典礼现场内外，布满1000多新六军士兵武装警戒，9时许冈村签完降书，由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呈给何应钦。

而何应钦接过降书的那一瞬间，居然没有挺直腰板，反而身体大幅前倾，实在有失战胜国的尊严！关于何应钦弯腰的原因，流传着多种说法：一说何上将个子太矮而桌子又太宽，不往前倾就够不着降书。

一说何应钦是个 “亲日派”，弯腰可能是出于对日本的某种亲近态度，其实都不太准确，桌子宽可以由副官转交，至于何应钦早年亲日的事，也得有一说一，在全面抗战这八年中，并没有任何苟且行为。

最深刻的原因，还是因为何应钦能在南京顺利受降，享受抗战胜利的这一荣光，全赖跟冈村宁次的秘密交易，如果率先进城的是新四军而不是新六军，何总司令敢不敢飞来南京，那都得两说着。

直不起腰板是因为内心不硬气！有一个细节很说明问题：何应钦飞来南京时，关于冈村要不要接机的问题，中美双方先期到达南京的将领们，曾有过激烈争执，美方柏德诺将军认为不应允许，否则那是敌我不分。

冷欣却反复强调老蒋“以德报怨”的训示，认为冈村率日军执行了重庆的命令，拒绝向新四军投降，应与厚待，何应钦接报给出的意见是：准许冈村宁次率幕僚来机场迎接，但日方人员须另站位置以示区别。。。这都叫什么事？

（挺不直腰板的受降主官）